铁道兵两个师改编基建工程兵
       ——两个支队那些事儿
 

　　编者：

　　部队改换兵种，对官兵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介绍在这个过程中，官兵们经历了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热爱的转变。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官兵们的生活点滴，同时，也让我们深入了解那个特殊时期部队改制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官兵们如何在变化中不断成长和适应。这段独特的历史篇章，也让我们对基建工程兵这支部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76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铁道兵第12师、第15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6支队、7支队。

　　这个年轻的兵种，有许多不同于铁道兵的地方。陌生的双重领导体制，陌生的领导机构，陌生的部队管理方式，以及各个部队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承担的那些以前所知不多的各种任务等等，有些事使“老铁”们感到新鲜，有些则思想准备不足。

　　在逐渐了解、适应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大家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热爱上了这支部队。

      【一】

       1976年2月，我作为铁道兵15师宣传科干事，最后一次参加铁道兵的会议。
 

 

　　铁道兵十五个师，分布在全国各地，开一次全兵种范围的会议不容易。这次会议开了一周时间。各指挥部、师以及直属单位，负责文化工作的“老铁”们，聚集一堂，会上谈工作，会下海阔天空地闲侃，难免说起12师、15师即将“改换门庭”的事。

　　会上有人向我打听基建工程兵的情况，我说：我还不知道去问谁，还想问问你呢?
       与铁道兵相比，当时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还没有正式的领导机关，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自己的“名片”——专业文工团、专业球队和专业体工队。怪不得大家提到这支部队都面面相觑，谁都不了解。
 

 

　　那时的基建工程兵部队临时领导机构，设在国家建委，叫基建工程兵办公室，简称“兵办”。北京市成立的管理这两个支队的机构，也是这个叫法。

　　当年3月份以后，我们开始与上级机关接头。凡是接到号称“兵办”的电话时，必须首先问清楚，是北京市的“兵办”呢，还是国家建委的“兵办”?不问清楚就容易出错甚至闹出笑话。

　　那时，国家建委“兵办”在海淀区甘家口，国家建委大楼里。

　　接头工作基本就绪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开会不多，但业务联系比较频繁。有事我们就去甘家口直接见面沟通，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洪科干事，和一位姓雷的女干事。

　　政工组的负责人是李世祥，许多政治工作方面的文件，都由他签发。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成立后，他到9支队任副支队长，我也到了9支队宣传科，这才有机会近距离熟悉他。这是后话。
       【二】

　　时间不长，我就感觉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对文艺演出非常重视，部队业余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可谓相当高。
       1976年5月中旬，我陪同北京市“兵办”宣传处的刘副处长，去河南南阳，观摩基建工程兵文艺调演(南阳片)。连续看了好几个晚上，对42支队、21支队宣传队的演出，印象尤为鲜明深刻。
 

 

　　如果与铁道兵部队相比的话，铁道兵有自己的专业文工团，有些优秀作品在首都舞台享有盛誉，蜚声全军和全国，这自当别论。

　　就师一级的业余宣传队相比较，在整体演出水平上，特别是在节目原创性方面，42支队和21支队宣传队，显然比我所知道的铁道兵一些师级宣传队更出色。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

　　到了6月份，我又观摩了北京片调演。那次，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时任基建工程兵办公室主任李人林都观看了演出。

　　基建工程兵全兵种支队一级的宣传队经过筛选，最优秀的节目进京演出，就更印证了我已有的看法。其中，煤炭部队、冶金部队以及直属21支队宣传队的演员们实力不俗，个别节目真可以媲美专业文工团。
       【三】

　　北京市“兵办”的领导，同样重视文艺演出活动，这另有原因。
       从1972年开始，北京取消了每年的“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烟火晚会，改为举办游园活动。“市兵办”奉命，6、7支队宣传队要和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的专业文工团一样，承担游园演出任务。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天坛公园给他们划出了固定场地。
 

 

　　7支队宣传队原来基本上是在部队内部演出，演好演差，反正基层官兵都热情鼓掌。现在为首都人民群众公开演出，如果节目太“水”了，可真没法拿的出手。

　　刚从铁道兵交到北京市后，宣传科首先遇到的，就是公开演出这个硬任务。

　　于是，首先从驻京部队专业文工团挖人，第二年，又开始面向社会特招文艺兵入伍。宣传队演出水平终于有了大幅度提高，7支队宣传队也开始在北京小有名气。

　　说到领导对文艺演出的重视，我还曾闹过一个小笑话。

　　1976年“五一”节前，我们转隶于北京市“兵办”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星期日，我和同事沈乃明在支队宣传队驻地，北新桥三条侨委大院的宿舍里，关着门商量节目创作的打算。

　　忽听有人敲门，还没等我们去开，人就推门进来了，是个小老头，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穿着深蓝色中山服，倒背着手，问我俩：你们干什么呢?

　　这老头眉眼很精神，声音洪亮，南方口音，问话时气度庄严。

　　我们的聊天被打断了，老头又是不速之客，贸然进门，又没穿军装，我俩都没多想，也就没怎么客气，板着脸反问他：你谁呀?

　　老头身后闪过来一个年轻军人，说：这是北京市兵办黄英夫主任，星期天来看望大家。

　　原来是大领导微服私访，怪不得事前没人打招呼呢。这下搞得我俩别提有多尴尬了。

　　军一级的领导，穿着便装，没有一层层地通知，只有一个秘书陪同，一竿子插到底了解情况，以前我不但从没遇到过，甚至听都没听说过，这领导作风让我感到耳目一新。

　　黄英夫主任是1934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地方工作。6、7支队转隶北京市后，他以北京市建委副主任身份兼任“市兵办”正军职主任。刚上任没几天，微服私访竟然挂心的是业余宣传队，确实让我们出乎意料。

　　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后，黄英夫主任调入武警部队，后来任武警总部副司令员。

　　1996年，武警北京总队的一位领导，调到我所在的武警学院任职，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他是黄司令的老部下。

　　一次黄司令在周末时间，以私人身份来看他，因为有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这个历史渊源，那位领导说：你也是黄司令旧部的兵，吃饭一块去吧。

　　饭桌上闲聊，我向黄司令提起了二十年前的这桩小事，表示了迟来的歉意。

　　黄司令一笑：年轻人嘛!
       【四】

　　改为基建工程兵后，部队的番号称谓完全变了，原来的师、团、营、连，分别改叫支队、大队、区队、中队。

　　一开始，许多人不太习惯，尤其是营、团级的行政领导，感觉心里有点别扭。部队干部中农村出来的多，那时的农村叫大队，村官叫大队长。所以，有些团一级的领导们调侃说，革命几十年当了个团长，一夜之间又跟村官一样了。

　　和地方人员打交道时，许多人都不清楚大队长、区队长是个什么官。61团的一个同事，曾亲口告诉我一件真实的小事——

　　某区队的区队长带着区队部书记，春节期间到地方走访慰问。介绍完职务身份以后，地方的同志以为书记就是党委书记，奉为主宾，把区队长晾一边，凡事都与书记交谈，交谈中还一再赞叹：部队的书记就是年轻!

　　后来书记觉得不对劲，赶紧解释：书记就是个营部文书，区队长就是营长，他才是领导!

　　双方都不由的大笑而后释然。

　　大概是部队呼声比较高吧，1980年，中央军委下发通知，自当年八月一日起，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大队、区队、中队改称为团、营、连，支队不变。

　　改为基建工程兵后，“名”与“实”相权衡，如果说在“名”上似有不如意，那么，部队在“实”的方面，收获则是很大的。

　　在以前，铁十五师的任务比较单一，只有修北京地铁一项。改为7支队以后，北京市把许多大工程，包括一些举市瞩目的民生工程交下来。在施工过程中，市领导重视，广大市民高度关注。部队施工的突击能力强，不怕艰难困苦，以及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等优势，有了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优良的业绩，使部队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当然会让原来的“老铁”们，感到了光荣和自豪。

　　另一个印象是，兵种的领导人似乎很少有“官气”，喜欢到基层来体察下情。在7支队时，李人林主任曾亲自带工作组，全面考察领导班子，然后对支队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能者上，庸者贬。调整的结果，深受支队机关和部队的好评，称赞李人林主任知人善任，奖罚分明。

　　后来我到了9支队，也赶上李人林主任多次到支队来，直接听取支队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施工现场，就大事作出具体指示。这对支队领导班子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工作自然更加勤奋，不敢稍有懈怠。

　　基建工程兵的双重领导体制，有自己的优势。各指挥部是国务院各部委自己的部队，养兵与用兵不分离，好处自不待言。国务院谷牧副总理兼任基建工程兵第一政委，在协调部队与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上，特别是争取中央、中央军委的关心和支持，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关怀，自有许多便利条件。
       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主席，视察9支队“雪山铁九连”，并亲笔为基建工程兵题写部队建设指导方针原则，这件事本身恐怕就能或多或少地说明这个问题吧!
 

1980年元旦，华国锋主席视察
“雪山铁九连”时题词。左二为作者。
 

　　在基建工程兵那几年，特别是兵种领导机关成立后，正是国民经济大干快上，部队快速发展，创造辉煌业绩的鼎盛时期。

　　从那时到基建工程兵撤销，我在这个年轻的兵种服役七年多，此后又调入武警部队。

　　当兵几十年，历经三个兵种，仅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在基建工程兵部队的那几年，是我最怀念的岁月。
 

　　

       作者简介:

       张佩芳，军人，曾任基建工程兵七支队和九支队宣传科干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院长，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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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