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笔会精选二: 照相
作者: 舒婷
发布日期:202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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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们说来,再没有比过年更叫人向往的了。可是,在很多家庭看来,进照相馆真是比过年还稀罕,有点神秘,有点紧张,还有点任人宰割的无奈。当摄影师躲到黑布匣子后边,手捏橡皮喊:"笑!"大人两眼发直,孩子一定忍不住闭了眼。于是重来,一拍再拍,直至两腮抽筋为止。
我的父亲非常热爱家庭,总能找出理由率全家进照相馆。孩子满月啦,结婚周年纪念啦,因此每年都有一张花好月圆的全家福喜洋洋装进镜框。
57年父亲流放山区。哥哥寄养祖母家,我则托庇于外婆,一家四分五裂。妈妈带妹妹在外地挣扎年许,终于回到娘家。因此又进照相馆,是为了寄照片给渴望的父亲。在以母亲为支点的日子里,父亲远行。等父亲回来母亲已长别,我们家的天空,再无满盈的月。
十五岁那年,外婆给的零用钱涨到每月一元。照相成了我进入少女时代的重要标志。爱美的天性令我时常驻足于摆满美女靓娃的玻璃橱窗前,流连忘返。爱美的天性梦想神奇的镜头能改变一个丑陋的小女孩。至少修饰一下刚萌芽的青春。
大同路老街的骑楼下,有一家黑洞洞的小照相馆,原名"美林",文化革命时改称"红光照相馆"。曲背肿泡眼的老摄影师不厌其烦地给川流不息闻讯而来的女学生拍指甲盖大小的半寸照,全市仅此一家。须知一寸收费四毛五,半寸照才收二毛五。我和妹妹月月都去交二毛五。等到过年压岁钱到手,拣两张满意的底片放大,或彩染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美得不行,照片上的女孩眼光闪烁,嘴唇红艳艳,娇媚可人,和我其实面目全非。
上山下乡大扫帚一来,即把我扫出外婆的"资本主义黑窝"。时外公已卧床数年,昏迷不识世事,外婆仍倔强瘦弱,绝症已暗伏。我离去后一年多,两老在五天里相继去世,而我却不能赶回奔丧,令我终生遗憾。
当民警把"迁出"戳在我的那页户籍上,我的脐周一阵剧痛,好像重新脱胎一般。攥着刚发的安家费,翻箱倒柜找校徽,母校厦门一中改为红旗中学,觉得不够正宗,翻出妹妹的"厦门市第五中学"旧校徽,端端正正佩在胸前。
悲壮地想,这是最后一次进这家照相馆了。掷出一块钱,这次拍二寸照。老于世故的摄影师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最后晚餐",极为隆重地布置灯光,还卷了本《文艺报》塞在我手中,拍了一张学生照.我和摄影师都没有想到,这本《文艺报》被我攥住以后就再没有松开,直至今日。
离家独立生活,一下子长大了,家人平等相待,进照相馆不必躲躲闪闪,甚至肯借出一部破海鸥相机,与同队知青一起,带了几件花色衣服,到处拍去。人物常常模糊不清,风景却是不可思议的诡美。想家的游子从照片里重新认识家乡的魅力。
现在我手中的傻瓜相机已换了第四代,却懒得摁快门。外出时看到我往挎包里放相机,儿子大叫"不"。一卷胶卷放在暗匣里大半年,胶卷在相机里取不出来。
但是照片仍然比存款攒得还快。
外出开会,总有人照,"坐这别动","坐那边笑一笑"。笑得嘴巴裂成缺口石榴,许久难以复原。都赌咒发誓给寄照片,往往竹篮打水罢了。那年赣江笔会,脸皮几乎被闪光灯烤焦。回来之后听同行女作家毕涉敏说,她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我和她的合影,拍得很不错,已寄往某杂志发表云云。我心大动,遂写信索之。月余,寄两张,是两位穿无袖夏裙的女孩子,笑得青春灿烂,却不是我,何况笔会是深秋,随同专职摄影记者自己穿的是棉袄哩。只好寄回。后来又寄两张底片,冲出一看,均是抢拍的集体照,一张我有个后脑勺,另一张我有半张脸。立体地看,还差半张脸,无脸再去信力争不休了。
时常看到好些女作家的照片,既有个性又十分艺术,跟油画似的。眼睛看得出火,心里越发没有自信。也碰到过很有名气的摄影家,热情地牺牲时间,我不是掩面而逃,就是脸无表情,眉毛这般吊上去,嘴角那样掉下来。弄得摄影师还要向我道歉、似乎我长得不上照是他的过错。
积攒半辈子,银包虚空,相册倒有二三十本。中间开着很多难看的天窗,都是被报纸杂志挖空的。得闲时翻看不免好生得意:"我也曾年轻漂亮过。"
年轻当然不假,至于漂亮嘛,不敢多想。多想不免可疑。
(本版编辑: 老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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