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史锡腾
12. 轮胎告急
正如前面所说，由于任务紧，路况差，加上几乎是每天24小时不停在山路上奔波，车辆终于要趴窝了。
首先给车辆带来麻烦的是轮胎。
1971年上半年，全连55台新车经过近一年的奔驰，脚下的“鞋”已经磨得快穿帮，再也不能穿了：轮胎胎面都磨得帘线外露，侧面也是被尖尖的石块划得伤痕累累，里面的内胎都隐约可见了。车走在路上频频爆胎，司机途中要随时准备换轮胎，不但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和体力消耗，而且增加了车翻人亡的危险性。更让人着急的是，回到连队后，瘪了的备胎也没有新的轮胎可换，只好先将内胎补好，再在外胎裂了口子的部位加一块“垫胎”：一小块由废旧外胎精心割制出来的橡胶皮，将裸露的内胎保护起来，再充好气作备胎用。
大家可能会问：车在路上跑，轮胎迟早要坏，为什么不早点做好准备？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才着急！
大家有所不知，事实上，上级领导早就在张罗这件事了，只不过是过程不是那么顺利罢了。
前面说过，车是从日本进口的，随车也带购了不少配件，但是轮胎没有。我想，那是因为轮胎是消耗品，数量太大，受外汇储备的限制，一下子不可能拿出那么多外汇去购买那么多轮胎。再说，我们国家那个年代生产轮胎还是没有问题的，尽量用国产货代替吧。
那么就早点定购国产轮胎吧！
可是没想到，国产轮胎一下子生产不出来，一拖就拖了近一年。
为什么？我们国家自己生产那么多车，用的都是国产轮胎，什么大中华、回力、双钱……那么多橡胶厂，都可以生产轮胎。订了货，用模具压出来还不容易？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五十铃车是八吨的柴油车，用的轮胎规格是10.0-20。其中，前面的数字10.0是车轮的横截面宽度，后面的20是轮辋直径（即轮胎的钢圈外径，也就是轮胎的内径），单位都是用英寸表示。可是当时我国用得最多的是解放牌汽车，适合它使用的轮胎都是9.00-20，虽然钢圈直径相同，但轮胎宽度要少1英寸，无法在五十铃车上使用。至于10.0-20型的轮胎，当时我国并没有生产，要批量生产这种新型号的轮胎，工厂就要重新制作模具。上级机关是如何联系橡胶厂订货，内中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971年六月底，好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中……
五十铃的轮胎是10.0-20型的
那天我从西安跑配件刚刚回到连队，还没有下车，就被战友拦住了：
“连长打电话过来，叫你一回来就赶快到连部去，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这么急？我顾不上多问，急忙向连部跑去。
连长已经焦急地等了我两天了。他告诉我：
“我们连队的轮胎已经解决了，营部决定派邹助理员和你一起去上海办理提货、托运等手续，越快越好！可是你在西安，打电话也联系不上，邹助理员在家等得火急火燎。这不，他找不到你，先到西安去了，准备到西安去找你，可是你却又跑回来了……”
那时候通信不畅，加上我在西安居无定所，想找人确实很困难，这一耽误就是两三天过去了。现在连长把情况一讲，我也慌了，连忙办好了手续，带上几件衣服，转头又往西安跑。两天后，我们二人在西安登上火车，一路向东，向着上海方向奔驰而去。
邹助理员叫邹元祖，是湖南人，1966年的兵，在营部负责管理全营的汽车配件。他语言不多，为人低调，就是对我这个1968年的兵，他作为干部也对我很客气。他并没有因为我耽搁了行程而批评我，只是告诉我，本来师后勤部长是要我们乘飞机前往上海的，后来因等不到我，只好退了票改乘火车，让我了解这件事情是多么火急。我听到这番话，一方面为自己耽误了行程而感到自责，一方面也为失去了一次体验乘飞机的机会感到惋惜。毕竟那个时代能乘坐一次飞机确实太不容易了，这次没有赶上，也许以后一辈子都赶不上了。
两天后，我们到达上海，驻进铁道兵上海办事处招待所。记得那个地方在长乐路与乌鲁木齐路交汇处附近的一个里弄，走进大门，里面居然是一栋很漂亮的花园式小洋楼。从这里出去，向西不远处是乌鲁木齐中路和华山路，向东则要走过长长的、狭窄的长乐路，到常熟路才能搭乘公共汽车。楼房好像是两层或者三层，西式别墅风格，耸立在花间树丛之中，从外面看起来就很美观大气。进去再看，里面有气派、宽敞的大厅，盘旋式的楼梯，古色古香的房间。不过除了房屋原有的豪华外观外，室内的陈设都和当时各个招待所一样简陋。二楼大厅也很宽敞，厅内还摆放着一个乒乓球台，这是我们的活动室兼做餐厅。楼上大厅的外面还有个白石栏杆的阳台，我们经常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花园里美丽的风景，觉得心旷神怡。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照两张相，把这栋建筑的影像保存下来，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清它的样子了，也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它的确切地址和情况介绍。
到上海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到工厂去接洽轮胎的提货与发运事宜。印象中那应该是颇有名气的大中华橡胶厂，当时进厂一看，里面车间十分陈旧，设备十分简陋，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紧张地生产，一套套新轮胎从模具里脱胎出来，通过传送带缓慢进入下一道工序。狭窄的车间里雾气腾腾，又闷又热，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在厂方人员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一个个车间，通过一个个堆满材料和半成品的天井，不一会就在一处场地看到为我们专门制作的轮胎，一套挨着一套，长长的，一串串的，整齐地堆码在那里，仔细一看，都是10.0-20型的。大概是轮胎太多了，仓库堆放不下了，就只好露天堆码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两颗焦虑的心总算放下了。
与邹助理员（右）在上海
接下来几天，我们忙着付款、办提货手续、联系发运车辆。可能涉及三线铁路建设大事，各个办事部门都给予方便和支持，大部分事办起来都很顺利，但联系铁路货运车皮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时铁路运输很紧张，要发运这么多轮胎到西安，差不多整整一个车皮。尽管铁路部门已经给了很大的方便，但还是要等待好多天才有车皮给我们。事情没有办完，我们也不敢走，只能呆在上海，每天都要去相关部门催促一下，其它的剩余时间没事干了，只好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或者想办法找地方逛一逛。
这时候，我的心已经离开了上海，一下子飞到武汉去了。
按照那时的兵役制规定，服役时间是“陆军两年，海军三年……”。我们是铁道兵，就算是技术兵种吧，从1968年初算起，参军离家到现在，已经三年时间都不止了，按说是该复原了，可是我们连回家探亲的机会都还没有捞到。现在到了上海，将来回西安的路有两条，一条路是直接乘火车经京沪线向北到徐州转陇海线再向西，还有一条路是乘江轮先到武汉，再转乘火车前往西安。第二条路线要转乘会麻烦一点，作为邹助理员肯定不愿那样走，但是我的家在武汉，当然希望走这条路。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就想考到离家远一点的学校住读，这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不受家中约束了。可是现在，离家三年了，以前只想早点离开的家，现在却让我无比想念，恨不得能马上飞回去，看看年龄已经超过80岁的奶奶，看看当时不是进这个学习班，就是进那个干校的父母。还有，那个下乡后招工到襄樊工作的女朋友据说现在也在武汉学习……
这次返回时若能取道武汉，我就可以回家看看了，哪怕一天也行。在这段时间内，我一直试探性地与邹助理员商量，看能不能回程时从武汉经过，但邹助理员最终很干脆地拒绝了：
“乘船从武汉中转，票价又贵又麻烦，更重要的是时间长。万一轮胎到家了人还没有回去，就不好向领导交代了。”
现在看到轮胎的发运遥遥无期，我们在上海坐着干耗，我又鼓起勇气向邹助理员吞吞吐吐地请求：
“……轮胎提货的手续都办好了，就等着铁路部门发货了。这几天在上海等待发货期间，能不能请你辛苦一点照看一下，让我抽这个空回家看看？我可以先乘船回武汉，一旦事情办完了，你给我发个电报，我马上从武汉乘车与你在西安会合……”
邹助理员是个待人很真诚的干部，显然也愿意成人之美，但是他又是个很谨慎人，也怕这样做违反纪律，毕竟他也只是个小小的助理员。考虑了半天，他终于一咬牙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高兴得山呼万岁，连连感谢，马上前往十六铺码头买船票启程。
从上海开往武汉的东方红12号
船从上海去武汉是上水，速度很慢。经过了三天四夜的航程终于回到了离别三年多的家。当船在晨雾中慢慢向十八码头停靠时，我深情地看着岸上高高耸立的武汉关大楼，心里在喃喃地念着：
“武汉啊，我的家乡！我终于又回到你的怀抱了！”
回到位于武昌水果湖的家，已经是接近中午了，家中接到我从上海发回的电报，也在急切地盼望着我回来。特别是奶奶，那天一早就起来了，整个上午一直迈着一双小脚不停地前往阳台，不停地用她流泪的老花眼向远远的路上看望，看她的孙子是否在前方出现。中午，父母亲也下班回来了，见到多年未见的儿子，自然也悲喜交加……
可是大家刚刚坐下吃午饭，一份来自上海的电报突然送到了我的手中：
“立即返沪！”
全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上海那边发生了什么急事。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更何况邹助理员是私下同意让我返汉的，我不能让他为难。我二话不说，下午就赶过江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船票，回家后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这时候，在武汉某厂学习的女朋友也下班了，她没有回自己家而是直接来到了我们家。当年参军时，她是将我当作同学送了一本笔记本给我，然后便天各一方，我当兵，她下乡，偶尔靠鸿雁传一两封书信。两三年后，我们部队回国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她也被招到襄樊一个大厂当工人。有段时间她当电话员，不知使用了什么神通，居然在夜间一个电话打到部队。那时我在车场值班室工作，住处有个用手摇的分机，居然鬼使神差地接到了这个电话，虽然就简单地问了几句好，也一时成为连队的佳话。
三年多来初次以这种关系见面，父母只好将这宝贵的一晚留给了我们俩。家里房屋很挤，虽然是正规的三居室，但没有厅，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房屋却挤进了两家人，每家一室半。各家大人各住一间，小孩老人就挤进另外一间。这样的空间显然不适合我们初次见面。吃了晚饭，我们就来到水果湖畔的柳树下，并排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从没有话谈到找到了话题，从拐弯抹角到直截了当。说了些什么话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一晚充满了激情，只记得这一晚很快就过去了。当我把她送到家并回到自己家时，奶奶、父母都还没有睡觉在等着自己，我想到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就只与他们相聚了几个小时，不禁有些惭愧！第二天早晨，我又登上才别了24个小时的江轮，一路上才有时间考虑邹助理员为什么这么十万火急把我召回上海的问题：上海还有急事要办？不像；轮胎已经发运了，我们要立即返回部队？他可以要我直接回西安啊！还有……想不出来了。
到上海后，邹助理员才告诉我，我走后，他收到营里的电话指示，要他不要让我回武汉。原因大概是，那段时间武汉派性严重，互相攻击，互相迫害的事很多，而且各派势力在不停翻烧饼。部队中不少战士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屡屡受到打击，并有公函来到部队要求将这些战士“清除出红色军队”。部队领导大概出于对战士们的保护，因而有这个要求。
只可惜，来回两张船票18元钱都要自己报销了，那可是我当年两个月的津贴费（10元）啊！
看来又要向上级申请购买新轮胎了。
黄志宏（已故）战友
轮胎问题解决后，后来又陆陆续续出现过几次紧急情况，例如不久后活塞环、缸套、轴瓦都磨损严重，需要成批更换。其中有些配件在国内可以找到代用品，有的则不行。比如缸套。幸好后来我通过在西安常驻的同学、战友、汽车一连材料员黄志宏认识了西安筑路机械厂的一位老工程师，他介绍我找到他们厂里的供销科长。
那时候，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厂只按上级的计划完成一年的生产任务即算大功告成，要额外生产计划外的产品，则既无原材料，员工也无经济收益，困难很多。所以计划科长听我把情况一说，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容分说地拒绝了。
我并不死心，坐在他对面把修建三线铁路的意义详细说了一遍，又把部队运输任务紧，车辆状况差的困难摆了又摆，还给他带了好多高帽子，说厂里如果能支援一下，无疑是对解放军、对三线建设的最大支持。一次不行，再去一次，两次不行，去第三次。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前去向上级领导请示，最后居然同意为我们生产200只缸套，让全连车辆安全渡过了大修期。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