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从小学到研究生，我遇到过很多老师。今天，我想介绍其中一位特殊的老师——我的哈尔滨战友，我普通话的引路人。

　　一、方音困局：新兵连里的“语言囧事”

　　1976年新兵连的那场联欢晚会，在我记忆里始终蒙着一层昏黄的暖光。同乡战友阿强攥着皱巴巴的稿纸站起来，舌头像打了结：“我、我艳赛给大家卫报的敌目系(我现在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哄堂大笑瞬间炸开，像年节里最密的鞭炮。我缩在后排，下意识地搓着洗得发白的衣角——因为我清楚，自己把“吃饭”(chi fan)说成“师范”(shi fan)的糗事，比他的“卫报敌目系”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这些来自广西红水河畔的新兵，口音像一道无形的墙。“d”和“t”总在舌尖打架，“g”和“K”也分不清先后。最要命的是“zh、ch、sh”这几个卷舌音，学起来比翻越家乡的十万大山还难。在食堂，一句含糊的“师范”，递过来的往往是“吃饭”;在岗上，一句“回去”(huiqu)，换来的常是对方“会议?”(hui yi?)的疑惑眼神。在那个普通话尚未完全普及的年代，我们浓重的乡音，就像一组未被识别的密码，在这座汇集了五湖四海口音的军营熔炉里，成了我们融入集体第一道坎。

　　二、雪中送炭：绿皮火车上的“语言特训”

　　转机出现在1978年底。我和二营的文书刘安——一位哈尔滨籍的战友，被选派前往云南接新兵。这在那时是件光荣的差事。出发前，刘安找到我，话直戳要害：“黄宏飞，你这普通话可不行，将来要影响发展的。”他操着清脆标准的东北腔，眼睛亮得像冰城冬夜的路灯，“这回我也去，路上我教你。”

　　于是，从北京开往昆明的绿皮火车上，一节拥挤嘈杂的车厢，成了我的第一个“语音教室”。刘安把拼音表抄在烟盒纸的背面，塞进我手里。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哐当”声，混着他清晰的领读声:“zh一知，ch一吃，sh一师……”颠簸的长途汽车里，他指着窗外掠过的山峦影子，教我辨别“zh”要卷舌，“z”要平舌。昆明招待所昏黄的路灯下，他摊开那本边角磨白的《新华字典》，用红笔重重圈出“吃饭”与“师范”，对比着说：“你看，就差这一哆嗦，意思全拧了。”白天，我们跟着队伍跑体检、核材料;晚上，就着咸菜啃馒头，然后便是雷打不动的发音练习。他说：“话说不利索，事就办不漂亮。发音是咱军人的第二张脸。”记得有个深夜，我念“知道”(zhi dao)总带着“资到”(zidao)的尾音，他急得直拍大腿，突然一把拉过我的手，按在他自己的喉结上：“你感觉，发‘zh'时这儿不怎么颤，发‘z’时震得明显不?”那晚，清冷的月光洒在院子里，我们对着那片光亮，一重复，直到他的军大衣被夜露浸透，直到我的舌尖，终于笨拙而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卷曲的位置。

　　三、破茧成蝶：被语音改变的人生轨迹

　　一个多月后，当我能字正腔圆、流利地念出“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这串绕口令时，刘安用力拍着我的肩膀，笑了：“行了，小子，凭这个，你能闯天下了。”

　　我未曾想到，这一口被修正的乡音，竟悄然铺就了我此后人生的路基。后来，我先后进入四所大学深造，从铁道兵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到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班，每一张录取通知书的背后，似乎都映着那本被翻烂的《新华字典》的影子。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铁建工程局，再到深圳地铁集团，每一次面对全新的环境与人群，这口清晰的普通话，都让我能更快地打破隔阂，融入其中。

　　在大学的图书馆，我可以清晰地用普通话向教授请教;在工作的会议室，我能准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始终从心底感谢我这位哈尔滨战友。他不仅矫正了我的发音，更在我人生起步的关键时刻，给了我一把打开更广阔世界的钥匙。这段经历也让我深深体悟：人生何处无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真正的导师，有时就在你身边，以一种最朴素、最真挚的方式，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一段前行的路。

　　作者简介：

　　黄宏飞，壮族，1958年8月生于广西都安。铁道兵三十八团十五连战士。北京交通大学技术经济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1976年入伍，历任铁道兵八师三十八团战士、中铁十三局干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深圳地铁监理部专监、深圳地铁集团高级主管。2014年，曾外派赴埃塞俄比亚，参与亚的斯亚贝巴轻轨运营维护培训项目工作。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