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白衣天使军中花
        6、7两个月，七团、九团及师直单位相继到达西安，并进入陕南各地如石泉、汉阴、安康等地。他们先在这些地方完成两个月的整训，再在不同时间，沿着不同路线分期分批进入各个工地。
        这段时间，大量人员和物资每天都要进入陕南，各个汽车连队的运输任务达到了饱和。当时我们汽车四连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从各团和原师直汽车连调来的司机已经陆续到位，连队的车辆已经全部开动起来。每一天，我们都开着令人羡慕的五十铃在秦岭巴山里奔跑，起点是西安，终点是从石泉到恒口一线，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甚至没日没夜。由于车速快，载重量大，运输大型机械、粗大的圆木、成捆的钢筋盘圆等大件物资，都是我们的任务。圆木等运到石泉交付水运，而大量的钢材、水泥、炸药、雷管等物资则先过到安康恒口镇暂时存储，等待恒紫公路修通后再运往工地。
        说到运炸药，我们开始还有些恐惧心理，觉得车走在这么蹩脚的公路上，颠一颠碰一碰，或者想得更糟糕一点，万一车翻到沟里了，岂不要引起大爆炸啊！后来才知道，炸药如果不与雷管接触，哪怕就是用火去点也点不着，更别说颠颠碰碰了。只是要严格按照安全规章去操作，特别是不能将雷管或导火线与炸药混装。知道了这些知识，我们运炸药再也不害怕了。
虽然每天都在路上跑，十分辛苦，但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的生活还是充满了情趣。早晨太阳初升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西安远远地丢到了身后，开着车在连绵的大山中来回盘旋。五、六月份正值春夏之交，一路上鲜花盛开，绿树繁茂，溪水淙淙，青苔依依，展现了大自然的无限秀美。当时我们虽然没有闲暇功夫去欣赏，去体会，但过后回忆起来，却发现是我们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美丽的景色。
除了一路美景，沿途的不少生活花絮也常在我脑海里闪现。
 

今日宁陕县城

        由于宁陕县位于我们运输路线的中途，宁陕县招待所是我们过往途中住得最多的地方。那里依山临河，是个典型的山间小镇，风景十分秀丽，环境十分幽静。县招待所在离河边不远的一个院子里，寥寥数间平房分布在绿树之中，偶尔，在一棵树上还拴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熊，让我们在经过时都忍不住上前逗逗它。特别是客房虽然简陋，但卫生条件不错，食堂饭菜虽然大众化，但味道却很可口。也许是尊重我们解放军的缘故，各类人员的服务也十分周到。
        记得那时张文明营长也跟我们车一起跑，有一个晚上在住宿时甚至与我同住一个房间。张营长是我们六团汽车连的老连长，据说是抗美援朝时的兵，平时对战士们十分严厉。当时出于礼貌，我把一个两面不靠的单铺让给他睡，谁知道他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睡觉时非要有依靠才行，在像这样两面不靠墙的床铺上，我睡不着……”
        我连忙将一个靠墙的铺让给他。
        还有一次我们很晚才到那里住宿，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昨晚脱下的袜子了，只好光着脚穿上鞋继续前进。到恒口卸车后，晚上在当地兵站住宿。可是第二天起来，在宁陕招待所丢失的袜子却在恒口兵站的床上发现了，我百思难觅其解，战友们更是感到神奇，自然，一连串善意的打趣是跑不了的。仔细想想，那一定是夹在卫生衣里面穿在身上了，就这样，我神奇地反串了一个蹩脚的魔术师。
 

宁陕县城一景

        不觉天气已经进入初夏季节。七月中旬起，西安已经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就是进入山里也丝毫没有凉快的感觉。我们在卸车之后，便经常利用太阳落山之前的一点闲暇将车开到河边沙滩上，将它们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便跳入水中，顺便将自己身上的臭汗洗干净。那时最理想的洗车点就是石泉的汉江河滩上，车可以从布满卵石的沙滩上一直开到水边，再用脸盆从江中舀水直接向车上泼，然后用抹布将车上的灰尘或泥垢擦去，再泼水将它洗净。汉江的水在晴天时是非常清澈的，清澈到能看到江底的游鱼，我们这些会游泳的常常游到对岸去，轻而易举地来一次横渡汉江。可是到了上游暴雨之后，不但江水猛涨，而且水会变得浑浊不堪，洗澡后身上干了，会留下厚厚的灰尘。为此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浑浊的汉江里洗完澡，等干了后还要用刷子再刷一刷才行，衣服晒干后，也要用棒子再敲一敲才干净。后来由于有部队发生了溺亡事件，上级明文规定，再也不许下汉江游泳。
        在沙滩里洗车有时也会有危险。有一次，我的车有一个后轮不幸陷在沙滩中了，一加油，只有这个轮子在沙坑里飞转，其它轮子却一动也不动。看着这个车轮在卵石和沙子里磨出青烟，再也不忍心加油了。便从车上找到一根长长的钢丝绳，将一头拴到车尾的挂钩上后，光秃秃的沙滩上却又找不到另一头的固定点，也不敢叫其它车过来牵引，生怕一进来又陷进去。焦急之中，发现自己车厢里有块长长的木板，马上有了办法。我把木板的一头紧紧顶在打滑的车轮后面，把钢丝绳的一端穿过两个车轮之间的凹陷处再从钢圈的圆孔里抽出来，用一根撬棒套进去固定死，再将钢丝绳的另一端套在木板的另一端。将车发动后缓慢倒车，车轮自己成了绞盘收紧钢丝绳，便自己爬到木板上来了。于是便用这种方法将汽车自救出沙坑。
……

月河梁上看盘山公路

        又是一个大晴天，我们班几台车在班长的带领下满载着物资行驶在秦岭北坡。这是一段弯弯曲曲的大上坡，记得以前开着破旧的嘎斯经过这里时，汽车哼哼唧唧硬是爬不动，一路上去全是二挡。在这样的大热天，弄不好汽车还要发生“气阻”——汽油泵里面的汽油气化了，产生气泡，妨碍汽油被泵入 汽缸，造成汽车熄火。但是现在我们可神气了，崭新的进口柴油车，爬起山来呜呜的，仅仅爬秦岭主峰这三十多公里的大坡，就可以连续超越上百台解放牌。当然在这么狭窄、曲折的悬崖峭壁上超车，也不是光靠车况好，不是吹牛，没有一点技术和胆量也是不行的。在这里再给读者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部队的司机可能都是这样，每天出车回来细想想一天所经历的各种险情，心中感到无比后怕，甚至考虑到明天不敢再开车了。可是第二天往驾驶座上一坐，方向盘一扶，油门一踩，又成了一个不怕死的程咬金，仍然是该冲的冲，该杀的杀，该超车的，就是在悬崖峭壁边上也照超不误。
        可是今天情况好像有些不对，我的第一感觉是驾驶室里很热，虽然穿着汗衫，也热得直冒汗。我看了看水温表，不好，超过了80°C，快到90°C了。最近运输任务很忙，最近一直没有加水。要是以前开嘎斯，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那时每天出车前都要检查车的各部分情况：汽油加足了没有，机油够不够，冷却水够不够……可是现在这车太好了，水箱密封性很好，里面都是防冻液，一般不用加水。不知道为何现在有问题了。
        在一个稍宽敞稍平缓的地方，见到路边沟里有水，我便将车靠边停下来，将引擎盖打开，先让水箱冷却一下，然后再提着桶到沟边打了桶水。回来后又坐在路边等了会，看看水箱的回水管已经不往外喷气了，也就是说水箱已经卸压了，这才去开水箱盖。
谁知道水箱盖一打开，就见到一股水携着蒸汽从加水口喷出来，飞得老高，然后又向我头上落下来。幸好我有所防备，急忙转头跑开，但水还是落到我的右肩后面的背上。我感到背上一阵火辣辣的痛。旁边的战友连忙帮我脱掉汗衫，但皮肤上已经烫出了一连串的水泡。
班长从后面赶过来，见到这种情况，知道我不能继续完成任务了，果断地拦下一台兄弟部队的回程车，将我送到西安323医院。

军医院的女兵们（网上下载）

        323医院是原兰州军区设在西安的一所野战医院，位于雁塔北路南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对面。当时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期，全国的大学都停了课，校舍都空着，于是不少学校被部队占用。323医院就是借用了西北矿业学院的校区，将教学楼改成了病房大楼。
在外科，医生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对我进行检查和诊断，很快就办好了入院手续住进了病房。病房是个大教室改成的，面积很大，里面分三列摆着十多张病床。我的那张床就摆在房间的正当中，四面都不靠。在医护人员对我烫伤处进行处理时，我除了感觉到火辣辣的痛外，其它一切感觉都很正常，不过我不知道，此时背部烫伤处原本不大的一串串水泡已经长得有鸡蛋黄大小了。医生仔细为我消了毒，并在表面轻轻涂了一些什么药膏，然后再用一条绷带把我的右臂吊起来，免得运动起来更痛。为了解除我的痛苦，除了询问病情外，医护人员还没话找话地与我谈天，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交谈了几句，旁边的一位女兵轻轻问：
        “你是武汉兵？”
        “是的！”我早就注意到她了，她长得很漂亮，也很文静，之前一直低眉顺眼，在默默地给医生递药品和敷料。应该是科里的护士吧。
        “我也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不过她一点武汉口音都没有，一口纯净的普通话。
        “哦，武汉哪里？”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地方，就是空司吧！父亲调到哪里不是太久，我就出来参军了。”
         我知道了，就是吴家湾一带，那里有一个大院，门口站着岗。那是武汉空军司令部。于是我们就有话说了，就继续聊了一阵。
伤处处理完毕，她又把我送到病房，并给我发了脸盆之类的住院用品。
         下午觉得坐在病房无事可做，正好临床住的是一位本医院的病号战士，一会儿混熟了，便偷偷一起去附近的大雁塔玩了一下午。大雁塔离医院不到一公里，是西安著名的古迹。其实我们汽车营也临时住在附近。只是运输任务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到哪怕就在门口的著名景点去游览，最多只能在开车经过时扭头稍微看一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军人，或者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收门票，我们不但将这个庙宇转了个够，还登上塔顶饱览了半天西安风光。我们玩得很尽兴。

与战友王淮生在大雁塔留影

        可是当晚情况就不对了。除了背部痛得厉害，人的精神也不好了，弄不好还有点发烧。睡觉时又不能好好躺着，只能趴着睡。更令人尴尬的是，夜里还画了“地图”，只好偷偷在床头柜里找了条短裤换了。
        第二天一早，医生护士查过房，我正想将床下短裤偷偷拿去洗，谁知道那位武汉同乡不声不响弯下腰，将放着它的脚盆一起端起来准备走。我急忙红着脸阻止她：
        “哎，不行，怎么能让你洗！”
        “没事，你是伤员，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你们！”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而我觉得怪抱歉的，但又不好说破，只能红着脸，呆呆地睁着双眼看着她离去。
        旁边床上的那个小子脸上表情怪怪的，只听他口气酸酸地说：
        “还是老乡好啊！我住了很久了，也没见哪个卫生员来照顾我一下！”
        后来这位老弟向我介绍，这群又打针又换药的女兵其实都不是护士。护士都是干部，而她们只是战士，正式称谓只是卫生员。在部队里，对女兵的要求也和男兵一样，不许留长发，不许烫头，不许穿的确良衬衣，不许穿尼龙袜子，不能穿皮鞋。只能穿部队发的土布衬衣，粗线袜子，老式解放鞋。更有一条和男兵一样的禁令，在驻地不许谈恋爱。在工作上，除了做大部分护士做的临床护理工作外，还要打扫卫生，护理伤员。
        那个时候，在“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的年头，能够当上女兵来到部队实在不容易，不说都是军队干部子女，至少也都是有些后门的。但是她们来到部队后，其特殊身份就不再有效，都是下到基层单位，像部队的男兵一样，要出操拉练，要摸爬滚打，要吃苦耐劳，要艰苦朴素，干的也都是些又脏又累的苦活。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对那些为我制定治疗方案的医生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但对几位女兵还记忆犹新，特别对其中的三位印象尤其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每日为我打针换药，甚至还照顾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基层连队每天能接触的都是男兵，在那个年龄能有机会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兵天天接触，自然感到十分愉悦。
        第一位当然就是那位“老乡”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部队里能遇上武汉姑娘，更是觉得格外亲切。并且听其他人叫她，都是“小史，小史”的，难道我们是家门？后来打听才明白，她不是姓史，是姓石。尽管每天为我换药、打针都是她们的本职工作，但感激之心是肯定有的。但这些心情又不能流露于言表，免得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对她对我都不利。至于是否有爱慕之情，我坦承是有的，她有没有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也只能默默藏在心里，出院后，也只能是一次青涩的回忆，暗暗留存在心中。
        第二位姓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姓张吧。这个姑娘长得高高大大，性格泼辣直爽，说话大大咧咧，做事干脆利落，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干部子女一模一样。时间长了，我隐隐感到她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对我有些不同一般，至少看得出对我特别照顾。由于浑身涂满药膏，我每天只能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趴在床上，见到她们觉得很不雅观。夜晚她来打针，还要将短裤褪下一半，基本上就是全裸了。但是我有时还是隐约发现，在她掀起蚊帐后，好像等了好一会才轻声把我叫醒（其实那时我已经醒了）。
        第三位女兵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了。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一年后我为了割扁桃腺又住进了这所医院。那时小石已经不在科里了，据说去了内科，其间有一次在走廊里遇见过一次，匆匆打了个招呼。这第三位女兵也没见到。后来小张告诉我，她已经提前复原了。那位姑娘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小小的，平时不爱讲话，待人做事很实在。至于复原的原因，小张说是因为她“谈恋爱”被发现了，结果背了个处分，处理回家了。之所以我把“谈恋爱”加上引号，是因为我相信事情不会走到那一步。年轻姑娘和年轻小伙子正是花开时节，感情上有所表露是常有的。但既然在那个年代闯了部队纪律的禁区，那也只好接受这个结果了。
        后来我的伤口情况还比较严重，疼痛难忍，特别是换药时更是像受刑一样。有一次连队的一位战友出车西安顺便来看我，谈话之间，他原本在我眼前的面孔一下子好像离我远去，若隐若现，我居然休克了过去。是他连忙呼叫医生，又是掐人中又是打针，忙了一阵才把我唤回来。正是由于323医院医护人员对我的精心救治，我的伤最终完全治愈，返回连队投入新的战斗。
我永远记得323医院，记得外科的这些医生护士。向他们道一声迟到的“谢谢”！

女卫生兵（网上下载）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老粥）